從邱吉爾的電影想起

從邱吉爾的電影想起：詞彙，文法，句型，演說，和寫作 說2017年是電影界的邱吉爾年應該不算為過。三部電影，Darkest Hour， Churchill， Dunkirk, 不約而同環繞著這位歷史人物做多重角度的探索。最出風頭的當屬Darkest Hour，扮演邱吉爾的Gary Oldman以出色的演技在2018年一月五日榮獲金球獎最佳男演員獎之餘，還橫掃許多其他電影獎項。此外，該片並獲得七十一屆英倫電影學院九項提名以及許多正在審核中的提名獎項，可謂風光至極。Darkest Hour描寫邱吉爾在1940年剛上任英國首相職位所面臨外交軍事內政的困境，Churchill著重在1944年諾曼第登陸前夕丘所面臨的難題，至於Dunkirk則是二戰歷史上赫赫有名的撤軍計畫。邱吉爾以關鍵歷史人物之身，在關鍵時刻踏上歷史舞台，並成功扮演吃重角色，獨挽狂瀾，力抗納粹強敵，以致二次大戰結束數十年後，歷史學者和普通百姓依然津津樂道他的事績，誰曰不宜？ 他剛就任首相職務時國內主和派氣氛瀰漫政壇，他的主戰主張須面對強大阻力。外交上則面臨被希特勒蹂躪摧殘殆盡的殘破歐洲，Darkest Hour便是在這樣的背景開始。邱吉爾在沒有比前任首相張伯倫更優勢的政治，外交，軍事條件下，他如何達成他的政治主張？這正是Darkest Hour編劇和導演試圖傳達的。 邱吉爾憑藉的是一篇又一篇精彩絕倫的演說。 邱吉爾一生的頭銜很多，包括政治家，軍事家，作家，演說家，甚至畫家。但他最為人稱道的應屬演說和寫作能力。他善於用簡單的文字寫出令人擊節讚賞的句子，在演說中以深入人心，跌宕起伏的議論，發揮頑廉懦立的魅力。他的滔滔演講不但贏得了英國人民的信任，也攫獲黨內同志和政黨對手支持。他的英文寫作被譽為二十世紀翹楚，1953年，邱吉爾因為他的歷史著作和演說著作，眾望所歸地成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諾貝爾委員會讚揚他“在歷史記載和傳記文學貢獻卓著，並以生動的演說捍衛人文價值。”美國第四十任總統甘迺迪曾說，“邱吉爾在歷史最黑暗的時刻，集結英語文字兵團，並遣派它們上戰場。”2012年紐約摩根圖書館舉辦特展，主題叫做：“邱吉爾：文字的力量。“這些都說明，除了邱吉爾在政治軍事上的成就外，他對英文寫作的掌握已達到登峰造極，如繞指柔般隨心所欲的境地。我們好奇的是，邱吉爾哪來的這個本事？ 最適合回答這個問題的莫過於邱吉爾本人。 1930年，邱吉爾出版了一部自傳“A Roving Commission: My Early Life”紀錄他自1874年出生到1902年，也就是他二十八歲以前的人生。這本書共二十八章，主要講述他從軍事學校畢業後參加過的各種戰役，特別是他在1899和1902年間參與的第二次Boer戰爭中被俘而又成功脫逃的過程，這次歷練使邱吉爾脫胎換骨，聲名大噪，自然也為他的自傳提供了豐富素材。

這本書出版後好評如潮，有幾個原因：首先，書很簡短，不似邱吉爾其他著作般往往卷帙浩瀚。其次，文字筆調輕鬆自如，並不時自我調侃他小時候的毛病。更重要的是，在他自我調侃的自傳內容裡，透露了他對英語的學習方法。邱吉爾出生於貴族家庭，不消說當然是送到當時英國的貴族學校做重點培養。可惜學生時代的邱吉爾與大家所熟知的形象大相逕庭，不但有發音（s, th, z 分不清）困難問題，學習也屬遲鈍型，他的父親對他的聰明才智不敢寄予厚望，只巴望他能有個安穩平順的人生，認為他的資質只適合唸軍校，這也是邱吉爾剛開始是先從軍而非從政的原因。

小邱吉爾學習狀況如何？我們且看他如何在五十六歲之齡嘲弄他自己的求學經驗：

我十二歲進入Harrow學校。並在往後的七年裡經歷無數令我痛苦難堪的考試。 考官最喜愛的課題總恰巧是我最厭惡的。我希望他們多考考歷史，詩，散文寫作，但他們卻偏愛拉丁文，數學。更糟的是，考官的問題偏偏都是我無法提供圓滿答覆的問題。我覺得他們應該叫我寫下我所知道的，但這些考官一無例外專問我不知道的問題。我十分樂意展示我的知識，但他們專門曝露我的無知。因此之故，我的成績很差！

就是這樣的如實自我調侃，使這本書讀來經常令讀者覺得趣味盎然。

他進入Harrow學校的入學考試需要寫一篇拉丁論文。據他傳記自述，在那兩個小時考試期間，他只寫了個I，苦思良久後，他又在那個I外面圈上括號， 此外便是瞪著考試卷上的兩個黑點發呆。主考官放了個水，允他入學，但把邱吉爾安排在Harrow程度最低的班。入學後，邱吉爾發現他的成績排名為倒數第三，但沒多久，他底下那兩名學生不知去向，他成了墊底的。

那時英國還在維多利亞時代，貴族學校的菁英學生必須學習拉丁文和希臘文。但Harrow的做法是，如果學生資質不佳，那麼可以免修拉丁文和希臘文，只專修英文。不用說，邱吉爾自然屬於那免修拉丁文的一類學生。邱吉爾的成績到底有多差？他總共在那最低班被留級兩年，也就是說，他在同一個級別唸了三年！

但也就是在這個最低班（現在話叫後段班），他遇見了令他一生感激不盡的英文老師Mr. Somervell。這位英文老師面對這群愚鈍的學生，不厭其煩地教導當時不被重視的英文。Mr. Somervell有獨特的教學方法，那便是解構分析所有的英文句型。通常是把一個很長的句子分解成小部分，再用黑色，紅色，藍色，或綠色墨水分別出主詞，動詞， 受詞，關係子句（短句），條件子句等等。在Mr. Somervell三年訓練下，據邱吉爾自己說“Thus I got into my bones the essential structure of the ordinary British sentence—which is a noble thing.”在這裡，透徹瞭解了英文句型結構的邱吉爾不忘加上一句：which is a noble thing。從這個簡短的附加子句我們可一窺他對英語句子深入自得，左右逢源的親切感。顯然，邱吉爾是屬於大器晚成的晚秀型人物，Mr. Somervell 為他打下了紮實的英語基礎，在日後歲月裏，為邱吉爾的事業發揮巨大功能。以下句子可作為句型分析的示範。

那麼，邱吉爾的人生轉捩點發生在何時，使他由笨伯型人物，蛻變為奮發向上的青年呢？在他傳記的第六章，邱吉爾自述，事情發生在1896年冬天，那時他二十二歲。他開始自覺到自己知識的不足，對許多事物只有模糊籠統的概念，直到有一天，有個朋友跟他說起，“Christ's gospel was the last word in Ethics。”他茫然自問Ethics是什麼意思？ 他聽到別人說起“Socratic Method,”也發現對此一無所知。這個經驗讓他猝然醒悟，決心要努力求知。於是他開始大量閱讀歷史，哲學，經濟的書籍。可以說，他在二十二歲的覺醒時期，萌芽於他對詞彙的敏感度。他開始注意到詞彙的意義，以及對它的確切理解乃是讓思想清晰的不二法門。他過去的思維散漫模糊，部分原因是缺乏對詞彙的深刻理解。

邱吉爾在1930年出版這本自傳時，曾在序言說到這本書試圖紀錄一個“已逝的年代。”他指的是維多利亞年代。將近九十年後的今天，我們回頭看邱吉爾當年學習英文的方式，竟也發現這本書紀錄了一個“失落的藝術。”這個藝術便是對英語文法語法的教學方式。

說來奇怪，從1960年代以來,美國英語教師協會,這個身負英語教學重任的主要機構,隨著時代思潮的演進,竟逐步發展出一套思維，認為英語文法教學不但無益寫作,並且有害學生學習。流風所致，遂導致今日多數公立學校中脆弱不足的文法語法訓練。我每年教學，都看著許多學生對英語語言結構一無所知，最根本的問題在於無法清楚辨認句型結構,句子的組成元素,大多數學生只具備最粗淺的文法知識,對於語法知識則茫然不解。其實，只要深刻化對英語句型結構的了解,不但能強化對英語閱讀和寫作的掌握,或許還可以如邱吉爾般從英語句子裏讀出英文句子是個noble thing.

邱吉爾的人生告訴我們，無需以學生時代的成績過早對孩子下判斷，但也要提醒孩子寬廣久遠的人生，還是要以知識的力量為基礎。